還沒長好的人：一場與身體、家屬與發育時鐘的三方對話

兒科倫理的根,只有一句話:未成年病人 + 家長 + 醫師,是一張三角桌,沒有人能單獨拍板。 倫理四原則(自主、行善、不傷害、正義)在這張桌上,各有各的座位,但最常被選錯的方向只有一個——把「家長同意了」當成「孩子也同意了」。一旦把這條心法記住,半數倫理題自己就解開了。

醫師法第 11 條：沒看到人，就不能寫「他現在很好」

「親自診察」是醫師執業的鐵門檻。醫師法第 11 條寫得直白:未親自診察病人,不得施行治療、開立方劑或交付診斷書。為什麼?因為診斷書是一份對病人「當下狀態」的法律承認,你沒看到人,就無從評估;若依家屬要求逕行開出「目前一切正常」這種含現況評估的診斷書,內容若與事實不符,即構成業務上登載不實、甚至偽造文書。

例外只有一道窄門:山地、離島、偏遠地區或特殊、急迫情形,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可用通訊診察、開給方劑——這就是遠距醫療的法律基礎。注意,例外允許的是「用視訊代替面對面」,診察這一步本身並沒有被免除。

Consent 與 Assent：兒童也有發言權

第二題那位準備捐骨髓的姊姊,正是 consent 與 assent 區別的經典劇本。一句話收掉這個觀念:父母給「同意(consent)」,兒童給「贊同(assent)」;當操作對兒童本身無治療利益、又帶有創傷性時,兩者都必須有。

骨髓捐贈這個情境的關鍵在於:對捐贈者本人沒有任何治療利益,而且具創傷性(全身麻醉、骨髓穿刺)。在這種「為他人而非為自己」的處置裡,光有家長同意是不夠的——必須盡最大努力取得兒童本人的 assent。如果像題目寫的「姊姊會躲開、會逃跑」,那不是任性,那就是她以行為表達拒絕。

正確處置是請心理師與兒童友善醫療團隊介入,用孩子能懂的語言再溝通、再評估,而不是道德施壓、強迫上床,更不必直接訴諸法院——那是過度手段,在兒童連溝通機會都還沒給足之前,就動用司法是違反「兒童最佳利益」與「最小傷害」的雙重原則。

產前異常告知與同業投訴：資訊給滿，評斷不下

產前診斷發現染色體或結構異常之後,醫師的角色不是替誰選擇,而是把資訊鋪滿、讓決定回到她身上。三件事缺一不可:提供完整客觀的資訊與預後、確認診斷(避免偽陽性誤判)、絕不主動勸導終止妊娠。最後這條最常被踩——主動勸墮胎,等於用醫師的權威壓過自主原則,即使你以為是「為她好」,也已經越了線。

至於同業被投訴的場景——家屬抱怨「上次產前超音波怎麼沒看出胎兒的心臟異常?」——這裡有兩個極端都不能選。直接認定同業疏失會傷害同業也可能不實;迴避或推諉則違背誠信。對的姿勢只有一個:客觀說明「檢查本身的限制」——產前超音波在胎兒心臟篩檢的敏感度,本就受到胎位、孕週、設備與羊水量等客觀條件限制,即便最完整的解剖檢查也無法達到 100% 偵測率。這是替「現實」說話,不是替任何醫師認錯或卸責。